回顧黨走過的90多年光輝歷程，13個春秋的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成功最輝煌的時期，它深刻影響和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進程，它所孕育出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則對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政黨建設，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里程碑意義。
歷史選擇了延安，延安孕育了革命。人類文明的每一次發展都會回到原點去思考，人類歷史經驗也說明，最偉大的國民力量正是在文明轉型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延安精神從發生的意義上看，它體現著中國的民族性特色和最本初的文化基因，更因其不斷地匯入新的時代內容，在本質上體現了一種走向未來、開拓創業的民族精神和偉大的時代精神。因此，唯有深刻認識延安精神的意涵及當代價值，才能對今天的“中國特色”作出最真切的解讀和闡釋，才能找尋到實現中國夢和民族復興的精神動力本源。
一、從地緣的走向考量延安精神形成的歷史淵源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形成的，也是一個民族在其特定的地理生存空間，長期共同生活和共同社會實踐中歷史地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延安地處陜北黃土高原腹地，地形地貌繁復，形成周圍有自然屏障，內部有結構的完整體系地理單元。其緊密的外圍歷史區域大至包括約當今的延安和榆林兩市或南北更廣袤的地域。大量的史前文化遺存證明，我們的先民遠古時代就曾在這塊黃土高原上創造著人類文明，這里包藏著最深厚的人文底蘊?！叭宋氖甲妗避庌@黃帝就棲息和活動在陜北這片土地上，黃帝陵就在今延安所屬的黃陵縣橋山。
從商周時代起，這片土地就成為多民族融合與交流的“繩結區域”。其流動和遷徙以地緣走向為基礎，大都習慣于順“塬”和“壑”聚集而居，向外輻射發展為紐帶，互動重構，各民族在地域上形成了共根意識，即凝結著的一定血緣、親緣和地緣的整體民族根生意識。這從陜北一些地名中，就可以看出這種地緣走向的歷史遺存現象，以及所呈現出的多民族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民俗多元性的特點。這種多元一體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僅是共同的地緣和生活環境，更重要在于共同的歷史命運的聯接，承傳著共同體所認同的文明“黏性”。
自上古的商周歷經秦漢隋唐而至北宋，二千余年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是沿著黃河這一軸心在長安——洛陽——開封作東西方向的移動。最具影響的古絲綢之路，橫貫了歐亞大陸東西。但在南宋以后，南移始至長江流域，地緣走向上表現出南北的呼應。黃河流域“龍”的圖騰，與長江流域“鳳”的象征相融合，于是龍鳳呈祥，民族興旺，進而疆域擴大，社會發展，各民族間的聯系紐帶愈加強化，民族共同體諸要素漸趨完備，民族觀念認同進一步自覺，“中華民族”遂成為包括中國境內諸民族的共同稱謂。更重要的是這種由北方向江南傾斜，也即由北方的旱作文化向南方的水作文化傾斜，最終呈現出中西部的內陸“茶馬文化”與東南部的“海洋文化”相融合的走向與特征，中華文明與世界的聯系由此就更加緊密。
盡管此后的中國經濟重心以江南為主，但政治中心卻仍偏于北方。兩千年前，司馬遷曾經預言：“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20世紀30年代，源于中國南方的中央紅軍歷時兩年多輾轉萬里余，踏上漫漫艱苦求生之路。但當這支歷盡艱險的疲憊之旅，到了陜北就迅速恢復元氣，站穩了腳跟。這里就成為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落腳點和中國革命新的出發地，最終從延安走向全國，擁有了未來。
因此，從地緣走向上考量，才會明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開始生根發芽的地方,始終扎著中華民族的“根”，也有著中華文明的源頭，且從來沒有中斷和迷失過。審視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就一定會領悟這塊黃土地上所孕育出的延安精神絕非是偶然的。它是中國人魂靈中積淀的一種主體性精神，它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和農耕文明的歷史根據，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時代品格。我們的黨正是在這個支點上使我們進入了現代文明，延安精神也由此便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的精神杠桿。這也讓我們十分清晰地體悟到由這塊黃土地上所凝結著的血緣、親緣和地緣的整體民族共根意識，即多民族構成的共同體所認同的“黏性”傳統文化，才會使得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政治認同、經濟協同的共同體，又成為一個遵循文化底線構筑的基本價值觀的共同體。這種傳統文化既是融合傳統性與時代性的出發點，也是融合共同體內部文化差異性的出發點。顯然，只有放眼地緣走向，才能充分闡釋數千年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什么能在延安的土地上很快相互涵容與成功激活，不但孕育了偉大的延安精神，更為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政黨建設奠定了基礎。
二、以文化哲學的視角透視延安精神的深層意涵
文化最根本的意義是人之歷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的生存方式，哲學是人類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顯，兩者一直有著內在的本質的關聯。以文化哲學的視角透視延安精神的意涵，與以往的研究思路不同。它是從人類文化整體上來認識延安精神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結論上對延安精神一定會形成更深層的全新認識。
1、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是延安精神的根脈所在
5000年前，從陜北黃土高原走出的軒轅黃帝開啟了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先河，在鑄造中華文明的歷史上起了奠基作用。5000年后的三四十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又在這里倡導和建立了一整套先進和崇高的價值體系，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和進步。
縱觀歷史發展的變遷過程，就會發現“發展變化”和“傳承積淀”這兩種力量的交融互動，推動著中華民族精神一脈相承，不斷弘揚光大，鑄就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基因，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撐。這種文化和精神的“基因”以及精神標識的核心精髓被稱之為“和合”。
據考證，“和合”除了協作與團結的意思外，更有向心和聚攏的含義，更能體現人們之間及其與社會、自然關系的融會協調、和凝為一的整體性。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其要旨在于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自我身心的融通與和諧。
延安乃至整個西北的歷史是多民族融合的歷史。交流交融形成的具有豐富內涵的地域文化共同體，顯示出其典型的多元、兼容和開放的特色，其深層就蘊含著炎黃文化的精髓——“和合”文化。正是這種源于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上的多元一體基質，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憑籍這種“和合”文化與其先進思想，在不同政治、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區聚合一切愛國愛民族的力量，傳承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并成為那個時代文明的深層內核。延安精神就深深地植根于其中，構成了它由以出發和成長的最深層次的根基。
首先，延安整風運動，妥善處理了黨內各種矛盾，真正找到了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融合的道路，確立與鞏固了毛澤東為核心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地位，全黨達到了空前團結與統一；其次，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和國共兩黨首次共祭黃帝陵，促進了國內團結抗日，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加速了中國革命的進程，使抗日戰爭成為一場偉大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第三，延安擁政擁軍運動，實現了軍政軍民的大團結。且政治經濟政策，保護富農政策，改沒收地主土地為減租減息政策的調整，實現了包括各階層參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匯聚成挽救民族危亡的強大力量；第四，以“三三制”為特征的民主政權，吸收資產階級和其他各階層參加政府管理，形成了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民主政治制度，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人民同政府關系最好的時期；第五，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長途跋涉奔赴延安，表明具有海納百川胸懷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得到了最廣泛的擁護與支持；第六，延安大生產運動，能夠合理地對待大自然，把一派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好江南”，不僅克服了困難，渡過了難關，而且培養和鍛煉了一大批從事經濟工作的專家和人才，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事業奠定了基礎和生態發展理念。
目前論及延安精神的意涵，人們比較多地講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等等。但事實上，僅從這些方面來理解和弘揚延安精神是遠遠不夠的，這些也并非都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和靈魂。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巨大的挫折中奮起，扭轉乾坤，走向成熟，開辟了中國革命蓬勃發展的新局面，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具有自覺性和濃烈的理性色彩的中華傳統“和合”文化，能夠使該民族的社會成員形成一種向心力和凝聚力所達成的整體共識。這種整體共識，如同一面旗幟，把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黨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以及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中華兒女緊密團結起來，共同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顯然,中華傳統的“和合”文化，涵養著且有力地促進了延安時期政黨關系、民族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以及善于處理人與自然親和與索取關系的和諧，形成了和而不同、政通人和、經濟蓬勃發展的生動局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尋根溯源，傳統文化中的“和合”可謂是延安精神的根脈所在。但多年來,我們在這方面的解讀與挖掘并不充分。
2、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是延安精神的魂魄所系
源于黃土高原上先民們生存發展的整體意識，使得中華民族自身始終存有一種生機和永不衰竭的活力，給中華民族打上了“生生不息”的民族個性烙印，成為這個民族的永恒的集體記憶，這就是中華民族精神。
延安及其周圍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發祥地，在整個歷史的進程中，傳統文化始終沒有中斷過，且往往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越是能夠轉危為安，由弱變強。應該說，延安這塊土地上始終深深蘊藏著中華一脈沿承的壯骨和生生不息的中華之魂，這也成為偉大延安精神的魂魄所系。同時，延安精神是這塊黃土地上所孕育的魂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是農業文明的結晶，它所蘊含著的最精髓的東西，即“生生不息”，實質上是中國農業文明和農耕勞苦大眾的意識表現。它涉及到人和自身、民族自身的關系，是民族個性活力和生命力的內在動力。事實上，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核心一直是農民問題。而農耕經濟的持續性、多元結構和早熟性，直接影響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延續力，包容性和凝重性。延安精神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結晶，就其文化現象而言，它是農耕文明的精髓，是黃土地的精靈。它的主體性表現在當年開荒種地、紡線織布、吃土豆點油燈，住土窯洞、坐石凳等。它實質上是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意志的表現形態。其產生有著幾千年的社會經濟條件和實踐根據，也有著與此相應的傳統文化、社會心理的基礎以及鮮明的民族特色。這種最具活力、最充盈著生命勁道的時代脈絡，前后遞進、陳陳相因，展現出一波又一波生生不息的精神脈動，承傳著偉大的中華魂。
馬克思說，歷史本質上是一種有著內在向上機制的時間運動過程?！吧幌ⅰ卑腥A民族的自尊、自信、自主和自立。也正是“生生不息”重新整合了延安時期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結構，強化了民族意識，喚起了民族文化的復興。因此，延安精神集中反映了那個時代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頑強的生命力和百折不撓的開拓進取精神，從而維系著整個民族的獨立和進步。
延安時期是扭轉中國歷史車輪，開拓中國革命新局面，開辟中國新紀元的時代，是中國共產黨總結過去，開拓未來，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日益走向成熟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諸如延安整風和各種文化思想討論交流，自覺把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先后提出和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既拋棄了傳統文化的糟粕，又繼承了其仍有生命力的內容，從而使民族傳統文化獲得新的生存形式和生命活力，成功實現現代轉型。這種直面開放，從容吐納，返本開新，使當時我們的黨風、文風和學風不斷地兼容并蓄，勇立潮頭，標立新幟，猶如奔騰的大河，源源不斷，反映出一個持續重視自身建設的政黨充盈著務實、堅韌和擔當精神。表明延安精神始終躍動著一種生生不息的情懷和氣度。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應是延安精神的魂魄所系。
3、中國人的“民族偉大復興”是延安精神的夢之所牽
上下五千年的風雨無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直是每個時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題，凝聚著我們這個民族對世界和生命的歷史認知和現實感受，積淀著我們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
延安精神是以“和合”凝聚民族團結、以“生生不息”推動民族前進為特征的，是這塊黃土地上的文明底蘊和愿景的升華。它在深層次上是具有千年歷史語境的，它深刻道出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即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華民族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繁衍、發展和壯大的精神支柱，是激勵本民族成員為著美好的目標前進的精神動力，是聯結本民族成員心靈，使之產生對本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和獻身的責任感的感應紐帶。
延安是一個神圣的地名，也是一個夢想的所在。所謂“夢”，實質上是一種文明發展和傳播的理想狀態。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也可以叫做文明之夢。每一個時代都有率領其思想潮流的時代精神，它反映著人們最新的欲望、理想和追求。延安時期，人們的夢想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完成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建立新中國。但延安精神并非是一種自我封閉的、單純區域性的、只適應于戰爭年代的精神文化形態。從根本上說，它是一種流動的、進取的、拓展的、深遠的精神文化，是一種承載著中國共產黨創造的引領時代的主流文化。中華民族本質上是既包含有多元文化的又形成獨特品質的統一文化有機體。因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不僅僅是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或者說一個狹隘的文化上的復興，而是一個文明體的復興，它應該是全面的，包括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這就是延安精神之所以豐厚蘊藉，足以顯示其構成一段完整歷史的足夠容量與充分價值的原因所在。
顯然，人類共同命運的努力成敗，取決于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哲學和文化層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導政治行為的重要觀念和思想。延安精神是傳統文化和時代文化深刻影響的產物。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從文化哲學視角來透視延安精神的意涵，它既是永恒的，即它的精髓和本質，其賦予了延安精神持久的魅力，這就是“和合”文化；它又是發展的，即它的新鮮時代特征，其賦予了延安精神蓬勃的活力，這就是“生生不息”精神。文化哲學強調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續性，亦即將文化與人的發展關系視為同一整合的。不只注重具體的文化現象，而總是把文化置于整個社會生活之中，考察文化與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觀念形態文化對人的社會實踐的指導作用。所以，文化哲學的視覺透視延安精神的深層意涵，歸根結底就是要挖掘延安那段時期充滿文化創造力的人的歷史進程，并據此來指導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走向全面復興。無疑，這是自覺的文化哲學的真正落腳點和現實關懷。
三、用深化改革的眼光追尋延安精神的當代價值
歷史從哪里初始，思想進程也就應當從哪里開啟。世界與中國都處于轉折的關鍵時刻，時代呼喚重塑與變革。新的社會風尚正在涵養，新的時代精神正在顯現，中國的價值觀也正處在深刻變革的關鍵性拐點上。
陜北黃土高原是延安精神的誕生地。延安精神是土生土長的中國精神。誠如習近平自己所說：“陜北高原給了我一個信念，也可以說是注定了我人生過后的軌跡。經過了陜北這一堂人生課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它教了我做什么?！薄拔椰F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觀念，也是在延安形成的……”，“延安是我人生的一個起點”。習近平還指出：“偉大的延安精神滋養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凝聚人心、戰勝困難、開拓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實踐也證明，我們什么時候堅持和發揚延安精神，什么時候黨和人民事業就能夠不斷取得成功和勝利。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和文化復興，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追求、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是實現中國夢的動力和活力，是時代精神的堅韌彰顯。它需要一個思想與文化的引領支撐。延安精神正在成為當代以及未來新的中國文化的根基與魂魄。
1、深化改革：關鍵在于弘揚延安精神凝聚價值共識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一定要宣傳、恢復和發揚延安精神?！备母飳嵺`表明，深化改革的關鍵是需要制度化的“共識凝聚”。亦即形成社會最大程度的價值共識，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自我身心方面的和諧發展。這種整合眾生的終極關懷思想及樸素辯證的、融合發展的整體思維模式，恰恰與延安精神所彰顯的“和合文化”一脈相承。
回望延安十三年，誰也不會否認當時人民領袖與老百姓的關系、干群關系都是最好的時期；在陜甘寧邊區富人與窮人的關系也是相對融洽的時期；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對待群眾訴求也是最得法的時期。它同時表現為樹立民主樣本、建設清廉政治、推動整個國家進步的精神，探索跳出“周期率”的政治新路精神。這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基于歷史文化的自覺，繼承和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的體現。但作為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全部傳統與作風概括和總結的延安精神，絕非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簡單照搬與低層重復。它是知、情、意諸方面有機結合而成的一個整體，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的精神家園。而改革創新則始終是延安精神與時俱進的不竭動力。
深刻洞察當今時代主題，社會結構正發生著深刻復雜變化，人類社會的行為模式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樣態。但就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延安精神所包孕著共同的華夏認同及其包容性與涵攝力，更加凸顯出其偉大的作用與意義。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激勵著中國人民變革創新、開拓奮進。黨的十八大還提出建設美麗中國，這種生態文明理念，終將促使當代中國和世界生態文明建設向中華傳統生態文明思想的復歸。從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重大舉措中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執政理念就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是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和合”文化，闡釋和推廣新一屆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智慧。他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推動相關各國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這些都是在當今的歷史條件下，植根于歷史文化傳統，繼承和創新延安精神“和合”文化的生動體現。事實上，十八大以來黨的執政新風正是延安精神的繼承與發揚，它必將成為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政黨將建設重要的里程碑。
當然，“和合”文化并不否認事物的本來矛盾和進行必要的斗爭。實際上，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和各種錯誤思潮斗爭的過程。誠然，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盡管會有一些沖突、矛盾、疑惑、拒絕，但更多是學習、消化、融合和創新。特別是目前的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并沒有搞全民運動，也沒有把腐敗治理當做繼續執政的權宜之計，或僅僅視為服務于經濟發展或其他目標的手段。而是從整體性視野出發，把這項工作作為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維護國家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工具。既著眼于當前廉潔政治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又立足長遠，從體制機制層面建立廉潔政治長效機制，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統籌考慮，系統謀劃，體現出了高度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表明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通過深化改革，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性正在不斷取得廣泛的共識。
2、新的歷史起點：延安精神就是深化改革的驅動力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民族自強精神不絕，這是照耀我們奮勇前進的不滅燈塔。這種“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基因，涉及人和自身、民族自身的關系，是個性活力、民族生命力的內在動力。這也就是延安精神的魂魄所在。
延安深處黃土高原內陸腹地，占據了中國版圖輪廓中軸線的北段。延安是中國版圖的幾何中心，這里由此而更廣袤的西北區域已經帶有世界心臟地帶的特質。就在這里，曾孕育過兩種劃時代的文明。繼“華夏和人文的始祖”黃帝奠定了燦爛文明史的文化圖騰、文化積淀和獨特的戰略地位、以毛澤東、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融入與開新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開拓了具有東方文化特質的建設發展道路之后，從這里又走出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中國偉大時代的選擇，是對中華文明創造者的崇敬和對中華文化統一性的認同，這也是于回身返顧中吸取原初文明的精氣神，骨血補充，返本開新，推進文明中國發展的自然進程和全新的文化起點。無疑，這也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又一次劃時代文明的開啟。
中國改革和崛起的實質是文明的轉型。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中華民族是一個“文明共同體”，文化超越意識極強，肯擔當和有責任精神，強調學習和更生能力，強調人們應該像自然一樣運行不息，不能懈怠和不斷奮進。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革命群眾，歷經磨難而信念彌堅，飽嘗艱辛而斗志更強。事實上，正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奮斗史的艱辛與堅韌性格，鑄就了延安精神的時代價值在于其具有文明創新性，能在社會政治變遷中依然被繼承和發展著。在與時俱進的改革發展年代，延安精神繼續展現著無窮的進取精神。且越是存在著阻礙深化改革的問題，越是要直面各種矛盾和問題，越是要增強改革的勇氣和智慧，越是要靠延安精神之魂生生不息的深化改革和持久創新。盡管當前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那么，在新的歷史起點，蘊涵著幾千年來中國人民生生不息、綿綿不已的民族精神和改革發展動力的延安精神，就一定會驅動改革向縱深發展。
3、中國夢：延安精神既是源頭又是延伸和升華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承擔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的歷史重任。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一個價值目標，民族偉大復興并非簡單抽象的描繪一個未來的理想社會，而是立足于從中國歷史、國家民族的內在需求和作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個黨的自我體認出發的。中國夢的提出，就是鼓勵中國人去重新發掘國家歷史與未來的關系。
西北廣袤的區域帶有世界心臟地帶的特質。從陜北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延安知識青年代表習近平率領億萬中國人民，沿著以黃帝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先人開啟的人類文明之路，繼承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培育的延安精神，唱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開創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共同體，標志著中國從參與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態勢轉變，并向世界表明，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黨中央不僅對中國道路的獨特優勢及其對實現中國夢的決定意義充滿自信，而且注重研究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中國夢正在成為當今中國發展的一面精神旗幟。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夢”的宣傳要跟價值認同、價值觀建構結合在一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華文明復興，關鍵是要重塑中華民族的價值認同。同時，也需要一個全面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啟蒙過程。延安時期，正是因為重視民族文化形式的回歸，中國共產黨才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此也就有了全新的開始。這也可以看做是中國夢的源頭。
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中國夢的時代要求和關鍵，中國夢則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價值指向，是中華民族全體社會成員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共識的價值紐帶。而凝聚和維系這種共識的價值紐帶，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改革階段，則有著不同的表現和要求。但無論是在革命戰爭期間所形成的延安精神，還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所確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都是黨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面對著不同的歷史任務而采取的不同文化思想建設策略，二者在思想上一脈相承，都是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產物。作為中國共產黨人根本的價值哲學和初步的治國理念，延安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理論源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則是在繼承延安精神上的延伸和升華，即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當前全國各族人民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亦即成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的價值追求。從這個層面上看，全面深化改革是價值重建與文明復興的必由之路，實現中國夢則是延安精神最基本的當代價值。
回顧黨走過的近百年發展道路，中國革命歷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都可以找到延安精神的歷史痕跡。而每一重大歷史轉變時期，延安精神則必然會成為人們挖掘和闡發的熱門課題，也會成為全國人民為實現新的歷史轉變而所必需的精神力量。延安精神在當今時代的再次凸顯，則是歷史發展對延安精神所具有的統一黨內外思想、黨的領導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認同、推進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發展、引導時代價值取向、增強民族自信心等功能的呼喚與要求。毋庸置疑，延安精神已經成為我們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匯流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源泉和信念支撐。（通訊員 石杰 付功振）
（動筆于2013年12月，再次修改完成于2015年4月）
作者簡介
石杰:男，54歲，中共黨員。工學博士，高級工程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區域經濟學博士后。北京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市場與媒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陜西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員。在國內主要核心刊物發表論文40多篇，已或正在出版《知識視角：企業戰略》、《文化創意產業概論》、《在西北局的日子里》、《渭南區域發展新論》、《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政府績效評估》和《國家、地區和城市的知識資本》等10部著作?，F在陜西省某省級開發區任副主任。
傅功振：男，66歲，中共黨員。陜西師大退休教授，陜西國際商貿學院文化與藝術學院院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陜西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陜西省、西安市政府特聘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專家。參與編纂《漢語虛詞大辭典》、袁行霈、陳近玉主編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陜西卷》等相關論著，撰寫學術論文數十篇。
